我的家鄉是地處贛西北丘陵地區的一個小村莊。春節期間，家鄉大齡男女青年的婚戀問題無疑成為村民們在街頭巷尾熱議的話題之一。

　　在農村，26歲以上未婚就會被視為大齡未婚青年，其家人必然處于極大的焦慮狀態中，尤其是父母的焦慮感最甚。這樣一來，大齡男女青年返鄉期間逃不掉躲不開的事情必然是父母的催婚與各種相親會。筆者作為一名大齡未婚青年，既切身體會了父母群體的思想現狀與行為邏輯，又借機觀察了同齡群體的婚姻狀況與心理動態，頗有感慨。

　　走近父母，會發現“子女未婚”是父母群體共同的心病，在幫子女完婚的心愿達成前，會以各種積極行為來表達內心的焦慮感，比如催婚、抱怨、安排相親等等；走近同齡群體，會發現面對父母的催婚，大齡青年并不是麻木不仁反而深感“單身有罪”，雖然他們在行動上安撫父母的焦慮感，在心理上卻十分抗拒這種婚姻觀念的代際差異。

　　筆者曾在一些農村調研發現，為了在婚姻市場上挑選到優質青年資源，很多父母早早就開始為初成年（18~21歲）的子女張羅婚事，由此該地區早婚現象突出。但筆者家鄉農村青年的結婚時間卻越來越晚，開始出現晚婚趨勢，尤其以大學畢業生群體（27~32歲）為甚。

　　這種有晚婚跡象的農村大齡單身青年，一般都會被父母催婚從而進入相親大軍的行列。近年來，在這個本該自由戀愛的現代農村社會，“相親熱”現象卻越來越突出，引人深思。筆者春節回家，在走親訪友過程中也聽聞與目睹了一些相親故事，其中不乏父母到處托人介紹對象、子女疲于各種相親會的案例。

　　28歲的小明大學畢業后在溫州一家獵頭公司工作，去年開始與朋友一起創業，個人事業可謂剛剛起步。可是小明父母對其婚姻大事焦急不安，近兩年來頻頻動員親朋好友幫忙介紹合適對象并安排相親。

　　今年春節回家，小明相親數次，僅筆者聽聞的就有三次：第一次是小明返鄉的第二天，家人安排其去一個稍偏遠的鄉鎮見一個女孩（23歲），了解后發現對方剛讀研究生，女孩直言是家里人非給安排的相親，最后小明尷尬離開，沒想到來回路程耗了一個下午時間卻是這個結果；第二次是小明初中同學介紹的女孩子（27歲），是一家深圳外貿公司職員，本科學歷，他們兩人之前有過微信交流，這次是正式見面，小明覺得女孩活潑開朗甚是滿意，但在交流中發現二人有共同的朋友圈子，擔心萬一將來鬧別扭會面臨眾多指責，迫于這樣的壓力小明主動放棄；第三次是小明的堂姐夫介紹的一個女孩（30歲），她是縣城的一名小學教師，當天上午小明匆匆趕到相親地點，但女孩最后并沒有出現。

　　小明告訴筆者，他從兩年前就開始了類似這樣的相親。每年春節回來都要面臨父母安排的各種相親，從年前到年初，一有機會就要去相親，否則總是免不了父母的抱怨與嘮叨。

　　“我在外面工作，周圍大齡單身青年一大把，不覺得有什么。可是我每年一回家就跟犯罪一樣，不相親總感覺對不住父母與親戚朋友。我大姐32歲了，我也28了，家里兩個大齡單身青年，把我爸媽快愁死了！還好我二姐去年結婚生了小孩，稍微緩和了一下家庭矛盾。”小明感慨自己回家總是充滿“犯罪感”。

　　小明所謂的“犯罪感”，其實反映了當前農村青年的一種矛盾心理狀態。對于相親過程中的農村大齡單身青年而言，這種矛盾心理主要體現在：行動上接納相親，心理上排斥相親。那農村大齡青年怎么會產生“單身有罪”這種矛盾心理狀態呢？

　　一方面，農村大齡單身青年之所以接納相親，原因有二：一是對于父母的一片苦心，農村大齡單身青年是有壓力感與愧疚感的，于是在適當情況下還是配合父母的相親安排，正如筆者的閨蜜芬芬（28歲）所言：“有時候也是被我媽逼得沒辦法才去的。她三天兩頭地托人安排相親，我若是不去她老人家說她還要被人‘罵’。這兩年，父母的頭發明顯白了許多，感覺挺心酸的，甚至覺得有點對不起他們”；二是他們最初并不反感相親，反而是抱著“說不定就遇到合適的”積極心態，鄰家小琴（30歲）在縣城檢察院工作，盡管父母和親戚總是嘮叨個不停，她也并不排斥相親，“在村里我都是奔30歲的老姑娘了，有空就去見見面唄，說不定就碰著合適的對象了。”可見，在這兩種因素下，農村大齡單身青年在行動上是接納相親這件事的。

　　另一方面，隨著相親次數的增多和明顯缺乏篩選，農村大齡單身青年對父母催婚相親又表現出排斥心理。父母托親戚幫忙介紹，通常會自主降低要求，以求基本滿意進入“下一步驟”。在這種寬松心態之下，父母未理性深入地了解情況，也缺乏與子女之間的有效溝通，往往是以父母滿意、子女不滿意告終，從而導致多次相親無效，就算是相親成功，也難免因為沒有事先深入了解懊悔，筆者一個遠房表弟，大年初十與相親后“閃婚”的妻子吵架后離家出走了，驚動了整個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