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貴州省委、省政府決定對黔西南州晴隆縣三寶彝族鄉1233戶5853人實施整鄉易地扶貧搬遷。圖為規劃在晴隆縣城附近的搬遷安置點——“阿妹戚托小鎮”。
(本圖由晴隆縣委宣傳部提供,陳亞林攝)
2018年,三寶鄉中心學校搬遷至阿妹戚托小鎮周邊后,學習環境有了改善,教室里有了教學大屏幕。焦敏龍/攝
編者按:為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5月初,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參加“壯麗70年奮斗新時代”大型主題采訪活動,來到貴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縣三寶彝族鄉進行蹲點調研。采訪中,記者走進大山深處的三寶鄉,以白描的筆法記錄和還原了貧困戶王德明一家搬離大山住進新家園的故事,深切感受到當地為斬斷“窮根”,讓老百姓過上更美好生活進行整鄉易地扶貧搬遷的不懈努力,這也成為中國政府向貧困宣戰進行脫貧攻堅戰役的一個時代縮影和生動寫照。
深夜,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驚醒了熟睡中的王德明。
“快,桃花癲癇病又犯了,快來幫把手,去趟縣醫院。”
聽到門外鄰居的叫喊聲,王德明一骨碌爬起來穿上外套,趿拉著一雙草鞋摸黑沖出了家門。
王德明和村里十來個年輕漢子,把10歲的楊桃花固定在用兩根滑桿搭起的軟扎上。“一、二、三,起!”下坡、拐彎、爬坡,他們輪流抬著口吐白沫、抽搐不止的桃花,深一腳淺一腳地穿過杉樹林,避過泥坑,翻過山梁,向40公里外的縣城奔去。
王德明一家世代居住在貴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縣三寶鄉三寶村。目之所及,巖裸石禿,翻到山外只有一條路徑:從山腰徒步穿越高大茂密的杉樹林,到山頂后,再經由陡峭的“之”字形環山路下山,再上山,才去縣道。
王德明清楚地記得,那夜從三寶村到縣醫院,一路上,他們和時間賽跑,徒步最快用了8個小時。遺憾的是,山路輾轉難行,還是錯過了最佳搶救時間,沒能救回桃花。
他嘆息著:“路太遠了,太可惜了。”是大山阻隔了生的希望,村里人生了病,多半是找點草藥吃,有人把小病拖成了大病,在山里慢慢耗盡生命。
轉眼間,這一幕過去30多年了,卻一直印在王德明腦海中,他總是自語“有什么別有病”。三寶鄉祖祖輩輩生活在這里,貧困就像一座大山橫亙在眼前,什么時候才能搬開這座大山,換種新活法兒?
黨的十八大以來,脫貧攻堅戰在中國大地上打響,希望像一束光,照進大山深處的三寶鄉。
什么時候才能換個新活法兒
今年66歲的王德明身高不過一米七,幾十年來,他一直和貧窮抗爭著。
他的老家三寶鄉,“嵌”在滇桂黔石漠化集中連片區海拔1600多米的半山腰,在藍天白云間若隱若現,是貴州20個極度貧困鄉鎮之一,聚居著近6000名彝族、苗族群眾,近六成是建檔立卡貧困戶。
在他的記憶里,鄉里的人很少與外界來往,有的人從出生就沒出過山、沒見過汽車。他從小和父母、6個兄弟姐妹擠在山角下一處四面透風的土坯茅草屋里。取暖的爐子、幾口鍋,就是家里最貴重的東西。一到下雨天,屋里總是“下小雨”。
不到20歲,他就結婚另立了門戶,在半山腰處清除雜草騰出一塊空地,從山上一捆一捆扛回杉樹枝做木料,肩膀起了水泡、磨爛了,一間木屋拔地而起。在這間不通水、沒有電的房子里,夫婦倆養育了4個兒子、2個女兒,靠種植薏仁米、玉米生活。
王德明65歲之前的生活半徑,曾有兩次擴大到了晴隆縣城。
第一次是在婚后不久。1975年,他讀完中學考上了原晴隆縣師范學校,是當年全鄉僅有的3名中專生之一。
1977年中專畢業后,他回到老家,成了村小的代課教師,在一間既不擋風也不遮雨的草房子里,教村里的二十幾個孩子說漢話、識漢字。村里人敬他是個“有文化的人”。他覺得這份工作是“有價值、體面的”。
1981年的一天,送走最后一個學生,學校停課了,王德明失業了。
他又回家,拿起鋤頭,種起了地。夫婦倆奔波于石頭縫里的9畝坡耕地。最遠的一塊田在老鷹巖,單程步行就得一個小時。風調雨順的年景,勉強夠全家口糧。遇上旱年,糧食不夠一家人吃時,還要去借糧。
貧困的日子沒完沒了。他家用水,第一遍淘米洗菜,第二遍洗臉洗腳,第三遍喂豬喂牛。苞谷飯是主食,先把玉米粒炒熟去皮,再磨成粉蒸熟。這種“沙飯”在喉嚨里常打轉,難以下咽。孩子們沒幾件像樣的衣服,4個兒子出門得換著穿。他把大兒子供到小學五年級,就再無力負擔了。其他5個孩子,都沒讀過書。
直到1998年,因為文化程度較高,他被推選為村委會副主任。他找回了當年教書時的自信,像伺候田地一樣兢兢業業。在他心中,“這是過得最揚眉吐氣的日子了”。
幾個孩子相繼完婚后,王德明家的外債從“丘陵”滾成了“大山”,壓得他喘不過氣。因為舍不得用高功率燈泡,家里的燈光暗到看不清孩子們的臉。在妻子柳國珍的唉聲嘆氣中,王德明一口一口抽起煙袋,就著煙絲味,他暫時忘掉貧窮的煩惱。
2001年,村兩委換屆,王德明卸任。他家的債,仍沒還完。萬般無奈,他第二次走進縣城。沒有技術,只能干水泥工賣苦力。
2010年,王德明攥著政府補貼的16800元和貸來的2萬多元,加上借的錢,湊了10多萬元,蓋成了7間水泥房。這一回,他把新房地址選在山下靠近公路的地方,用塑膠管從山上引來了水,用一條電路沿著房梁串起3個白熾燈泡。
在工地那幾年,鐵錘聲、電鉆聲震得他聽力大不如前。他和妻子交流,有時靠手勢或眼神。夜里,他總是回想起在縣城讀書的日子,羨慕城里人的生活,想像著“什么時候才能搬出來,換個新活法兒。”
打破“一方水土養不活一方人”的困境
在三寶鄉這片貧瘠的土地上,貧困像野草一樣叢生。
有這樣一組統計數據:2014年底,貴州有623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約占全國貧困人口的1/10,全省88個縣(區)中就有66個國家貧困縣。三寶鄉貧困發生率高達57.9%,列貴州省第二。
有專家指出,貴州的貧困,在于喀斯特地貌突出、耕地資源匱乏、生態環境脆弱,“一方水土養不起一方人”。
2014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創新機制扎實推進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意見》,對我國扶貧開發工作作出戰略性創新部署,提出建立精準扶貧工作機制。由此,精準扶貧攻堅上升為國家戰略。
中國政府莊嚴承諾:確保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
2015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到貴州視察指導工作時要求,在扶貧開發中對居住在“一方水土養不起一方人”地方的貧困人口實施易地搬遷,實現貧困人口精準脫貧。
自此,脫貧攻堅成為貴州頭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貴州計劃在“十三五”期間,為包括149.4萬貧困人口在內的共188萬人實施易地扶貧搬遷;從2017年起為10090個自然村寨進行整體搬遷,全面實施城鎮化集中安置。
三寶鄉1233戶5853人正在計劃之列。這個鄉因此成為我國目前唯一正在實施整鄉搬遷的彝族鄉。貧困村民居大山不易,走出大山更不易。實施易地扶貧搬遷,背后是扶貧干部的艱辛付出與不懈努力。
2017年的一天,三寶鄉政府包戶干部黃威龍來到王德明家。
“愿意搬去縣城不?”
“什么?你再講清楚一點。”
“安置點的新居按照人均不超過20平方米的面積建造,由政府統一簡裝修,還配置基本家具……”
聽了干部講的搬遷政策,王德明有些遲疑。畢竟,老房子是祖輩的生存之地。他說:“不搬有不搬的顧慮,在農村過了大半輩子,進了城、沒了土地吃啥,也沒有一技之長,出去后靠啥生存?”
為了消除村民們的顧慮,三寶鄉政府統籌車輛分批組織“看房團”去搬遷安置點——阿妹戚托小鎮實地看房。漫步移民安置區,眼見新樓棟棟,耳聞鳥鳴聲聲。這座按照4A級景區規格建設的小鎮,根據苗族和彝族群眾生活習俗,分別為苗族、彝族兩個居民區依山修建了“牛頭山”和“虎頭山”,各條街道都以三寶鄉的村寨命名。
小鎮的柏油馬路直通縣城。家門口就有公交車站。門鎖不再是老家那種一掛就好的黃銅鎖,用鑰匙擰兩圈更保險了。樓上樓下兩個衛生間都能洗漱、上廁所……
大山外的生活,令王德明心中升起對未來的憧憬,他去鄉政府領了一套120平方米兩層安置房的鑰匙。2018年7月23日,王德明和三寶鄉十幾戶老老少少帶著鍋碗瓢盆,坐著鄉政府的中巴車搬了家。
一年多來,三寶鄉陸續有人搬出,也有人還留在老房子里。三寶鄉政府干部姚蘭和幾名工作人員也守在這里,每天上門與未搬遷群眾聊聊家常,爭取在今年6月底實現“整鄉搬遷”。
參與易地扶貧搬遷工作這兩年,姚蘭切身體會到:動員貧困戶,難;讓貧困戶滿意,難。貧困戶愛觀望,不愛聽動員。親眼看到了實惠,才愿意配合。
姚蘭看到,很多村民家徒四壁,但房梁上掛臘肉,堂屋墻壁上貼獎狀,這是貧困戶最自豪的兩樣東西。臘肉代表當下的生活,而貼在墻上的獎狀代表著一家人的未來。
“這表明貧困戶不愿意世世代代貧窮下去,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姚蘭說,要想說服未搬遷群眾,首先要和他們共情、共鳴。
“想不想讓孫子們去縣城條件好的學校上學?”
“不去。”一開始,鄉里的老人們異口同聲。
“縣里統一組織學生們搬到縣城上學,都是全縣選拔的優秀教師,還有統一宿舍和食堂,去不去?”姚蘭提高聲調問。
“政府組織的?我家娃娃能去嗎?”老人有了興趣。
“對嘛,搬到小鎮不光是自己能享受好生活,還要多替娃娃們考慮,進了城上學再不用跑山路了,教學條件比鄉里好多了。”
靠著以心換心的工作方法,姚蘭和同事們做通了很多村民的思想工作。過去,大多數三寶鄉村民把土地看得跟命一樣重要,一見干部上門、一聽說要搬遷,立馬搖頭擺手拒絕。現在,他們逐步接受“變化”,愿意走出大山了,他們看到了大山外的希望。
從“搬得出”向“穩得住、能致富”轉變
從黑黢黢的水泥房一下子搬進樓房,王德明和老伴看哪兒都那么新鮮,但讓他們改變長期養成的生活習慣,融入城鎮生活,并不容易。
“一開始完全住不慣,總想回農村去。”王德明覺得幸福來得有些突然。經常分不清電視機遙控器的音量和頻道按鈕。一頓飯做完了,才想起來忘開油煙機。給孩子們脫了衣服準備洗澡時,才發現忘了開熱水器電源。現在知道垃圾扔進垃圾桶前應該套個袋子。
今年2月,在易地扶貧搬遷任務即將收官時,貴州作出推進全省易地扶貧搬遷后續工作的重大部署,決定將易地扶貧搬遷工作重心逐步從“以搬遷為主”向“后續扶持工作為主”轉變,從解決好“怎么搬”向“搬后怎么辦”轉變,從“搬得出”向“穩得住、能致富”轉變。
為了解決這些“新市民”的生活“痛點”,三寶鄉組織委員楊鑫和扶貧干部們專門挨家挨戶傾聽群眾的訴求,誰家燈不亮了,誰家廁所堵了,誰家電視機接收不到信號……大事小情都記在本子上。能解決的問題現場處理;不能解決的,聯系新市民服務中心和小鎮項目部維修隊來處理。
凌晨一兩點,跑了一天的扶貧干部們極度疲憊,回到辦公室,有時候顧不得脫外套,直接和衣睡在沙發上,一只手握著手機,一只腳還拖在地上……湊合睡一夜,第二天又繼續上班。
楊鑫感慨,這樣的情景對扶貧干部而言再熟悉不過。脫貧攻堅進入倒計時,大家都擰緊了發條,他笑稱,現在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
因為楊鑫隔三差五聯系維修,一些村民把扶貧干部當成了維修工,“我們幫扶干部的初衷只有一個,就是幫助他們盡快適應新的生活環境,凡事做到有求必應。”
生活的改變悄然發生:馬桶堵的次數多了,村民們知道要隨用隨沖。洗完衣服要晾在衣架上,不能攤在門外樹杈上;做飯不能上山砍柴,得學會用電飯煲和電磁爐……
楊鑫說,扶貧干部搞扶貧,不能只會干工作,要學點心理學,要避免先入為主,要多聽群眾的意見和想法,尊重他們的實際需求制訂方案,才能讓幫扶效果“入人心”。
遵循這樣的工作思路,一些工作迎刃而解。今年5月,在阿妹戚托小鎮推動的“三寶菜園地百花百果園”項目,把小鎮里的500畝土地,按戶均0.2畝免費分發給搬遷至阿妹戚托小鎮的三寶彝族鄉群眾種菜,既能讓他們在新家園記住鄉愁,又能降低生活成本。
剛搬到小鎮時,勞碌了大半輩子的王德明不適應這難得的自在。閑不住的他去阿妹戚托小鎮新市民服務中心應聘當了街長后,負責牛頭山14棟84戶的日常巡查登記工作,每個月能有600元的收入。
每天,他穿著運動鞋行走在小鎮街區,和居民們打打交道,一臉的安然自若,“政府對老百姓的政策越來越好,大家安居樂業,我們小鎮的生活會越過越好。”他說。